十三月评论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所感觉，这几年国内劳动者的反资本、反压迫情绪有增无减，但公共舆论场域中越来越难以获知与工人集体行动相关的信息。这其中有言论管控加强的因素，也有国家进一步压制集体行动、努力将劳动者的不满导向个体化的法律维权的因素。

正因如此，深入记录近年国内工人集体行动案例的文本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一位朋友基于大量材料，系统梳理了2024年底极越汽车公司的科技工人集体对抗老板的行动始末：https://mp.weixin.qq.com/s/gcWrpTdwa6nxHrc4sXMDDQ 文章深入分析了“智能”汽车行业的整体趋势、科技工人的工作特点以及白领工人的心态变化如何塑造了这次集体行动的轨迹。希望这份记录，也可以激励更多白领工人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寻找做组织工作的可能。

前段时间，我为政治经济学平台Phenomenal World供了一篇稿（https://phenomenalworld.org/analysis/the-state-and-its-workers/ ），从阶级关系的角度重新梳理19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变迁。

我在这篇文章中的核心观点是：1990年代的中国与1980年代相比，在阶级关系上存在明确的断裂。在1980年代，虽然市场改革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痕迹，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这一范畴的象征性与实质性意涵并未出现大的改变，因此为基层工人发挥能动性、想象与实践多样的社会主义愿景提供了政治空间。而到了199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多样的政治空间也不复存在，这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决定性标志。1989年的运动与镇压是造就这一断裂的重要因素。

在这篇文章中，我也试图再次重申我的博士论文、以及目前撰写的书稿中的一个核心论断：必须反对目的论式的线形史观，将1980年代视作一个充满阶级张力且带有多重可能性的动态过程，才能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从22年左右开始，关于中国人“走线”去美国的报道在中外媒体上吸引了许多关注，不少文章也详细记录了走线者从中南美洲一路北上抵达美国的艰险历程。相比之下，一个同样重要但较少引发讨论的问题是：这些走线者在抵达美国之后，作为移民工人、作为美国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劳动者，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经历是怎样的？

Made in China Journal最近发布了一篇文章，介绍走线移工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6/03/16/beyond-zouxian-the-making-of-chinese-asylum-seeking-workers-in-the-us-platform-economy/ 两位作者基于大量的调查材料和深入的组织经历，探讨了美国用工环境的区域差异如何塑造了不同的移工社群，移民执法的暴力逻辑和资本的逐利逻辑如何共同作用、将走线移工“困在系统里”，以及平台经济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走线移工在多重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使得工人抗争与行动变得极其困难，但这也激励着工人组织者们去探索更具有创造性的组织方法，推动一个多元的、跨国的、形态灵活的工人运动逐渐扎根。

前段时间，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Zohran Mamdani赢得了纽约市长选举的民主党初选，这在当代美国政坛上堪称是一场地震性的事件。简中世界对Mamdani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局限于他的人类学家父亲。而微信公众号“三零七计划”刚刚发布了对一位纽约左翼、劳工活动家Alexa的访谈，为我们理解Mamdani胜选事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视角，所以分享给大家：https://mp.weixin.qq.com/s/i5WZXpIBxtTYSK5mTIYRew

Alexa参与纽约地方政治的程度很深（还恰巧是Mamdani的高中同学），在访谈中提供了很多具体的、在地性的观察。Alexa还从Mamdani的胜选出发，讨论了很多关于选举政治之于美国左翼的效用和限度问题。Alexa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反思性的。这种反思性不是对于选举政治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承认“选举政治并非实现社会变革的根本途径”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尽量激活选举动员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我特别喜欢Alexa把选举政治比喻成竞技体育比赛——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社会意义，但这种象征意义还是能够产生许多实实在在的社会效果。

与大家分享我前段时间在历史学期刊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Accidentally Emboldened: Industrial Workers between Democracy and Despotism on the Shop Floor in Wuhan, China (1984–1985)”。（过段时间可能会有伙伴给大家带来这篇文章的中译版）

基于档案史料，我在文中剖析了武汉市政府为何在80年代中期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还大规模推动“工人民主选举厂长”的政策实验，以及基层工人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形形色色的超出官方预料的反应。我试图讲的故事是：政府与领导追求的固然只是一种“橡皮图章”式的“民主”，但工人发挥“橡皮图章”作用的这个过程，却实实在在激发了他们自身的能动性，鼓舞着许多工人去追求更加实质性的民主参与。

这篇论文是我关于“中国长80年代的阶级政治”研究议程所产出的第一篇正式学术发表。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何用一种更加动态、更加重视能动性的视角理解“民主”，以及如何揭示“长80年代”在阶级政治上的历史开放性——都是我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思考和回答的。这些问题值得更多人关心。

关注东亚历史、政治与思想的英文电子杂志positions politics最近推出了一期中国劳工史的专题，从几个独特的案例出发，重新思考经典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与政治主体性问题：https://positionspolitics.org/episteme-11/

这个专题收录的三篇文章覆盖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分别关注：1）清末时期滇越铁路建设过程中华人奴工的跨国流动如何成为全球性工人阶级意识的先声；2）1940年代战时重庆的工人动员以及中共《新华日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3）工人阶级政治在文革后期与后文革时期之间的连续与断裂。将这三篇文章对比阅读，有助于我们从长时段视角理解中国劳工的历史变迁。

即将过去的2024年，这个世界常常给人一种“毁灭吧，赶紧的，累了”的感觉，但我身边却发生了不少令人感到欣喜与安慰的事情：有朋友在经历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后重获自由，有朋友在失联好几年后又回到了社群当中，有朋友在被铁拳噤声五年后重新开始公共写作，有朋友在求职市场上经历了反复碰壁后终于找到了工作，还有朋友挺过了旧有行动模式崩坏后的低潮期、明确了新的实践方向…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自己也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变，需要重新调试我与身边许多人、事、物的位置关系。在这变动不居的时代，我希望找到在知识生产与行动实践之间建立有机联结的途径，将一些原先自己觉得不能承担的代价和责任扛起来，找到为运动出一份力的可持续方式。

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学期，我会教一门以“比较社会主义研究”为主题的跨学科研讨班。这门课程的设计花费了我很多心血。我盼着能和上课的同学们一起，更加深入地思考那些一直困扰我的大问题，探索一种理解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别样方式。我希望这种理解方式能兼具“智识上的悲观和意志上的乐观”，兼具设身处地的同情理解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拥抱。我将这门课的课纲分享给频道读者，希望能为同样对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提供一些思考的养分：
https://telegra.ph/SOCI-50136-Comparative-Socialism-Studies-12-31

新年快乐。

上周末，我在Berlin Contemporary China Network (BCCN)组织的一场线上活动中分享了我的博士论文（同时也是我正在写作的书稿）的主要内容，两位对谈人Joel Andreas和Rebecca Karl对书稿给出了极其中肯和富有洞见的评议。活动录影已经在BCCN的官方YouTube频道上上线，在此分享给大家：https://youtu.be/pmIRGVip4BA 希望能为大家理解八九民主运动的劳工史线索、“长八十年代”的阶级政治、以及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端传媒的作者“吉汉”刚刚发表了一篇长篇书评，深入讨论了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王颖曜老师在今年五月出版的新书《官僚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官僚如何制定政策并重塑国家》（Markets with Bureaucratic Characteristics: How Economic Bureaucrats Make Policies and Remake the Chinese State）。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715-opinion-book-review-china-markets-with-bureaucratic-characteristics

王颖曜的这本专著，从官僚群体的职业发展轨迹和观念形成过程出发，梳理、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经济政策范式的起落，为我们重新理解改开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同时，本书似乎过分夸大了经济政策制定的“技术化”程度，从而给人“只见技术、不见政治，只见官僚体系、不见统治机器”之感。本书的贡献与不足，都为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政治经济变迁提供了启发。

点击这一链接可以跃过付费墙直接阅读全文：https://labourwiki.org/theinitium/20240715-1.html （建议复制链接在浏览器打开，加载可能较慢，请耐心等待）但还是鼓励大家成为端的订阅用户，支持运营不易的独立媒体～

Asian Labour Review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2023年“后疫情时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一些新特点。制造业方面，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一波由工厂关闭、搬迁引发的罢工潮，工人们对抗老板跑路、索要离职赔偿，在困境中展现了行动的韧性。而以2023年4月广东汕尾美团骑手罢工为代表的平台工人抗争，则让人们同时看到平台行业集体行动所蕴含的潜能和面临的挑战。文章不长但信息量较大，推荐给大家一读：https://labourreview.org/strike-wave-china/

频道将近四个月没有推送，跟大家说声抱歉。过去的一段时间，我忙于博士论文的收尾工作，终于在上个月正式提交了博士论文的最终版，取得了博士学位。九年的读博历程，撑下来并不容易，但还要继续走下去。

今年下半年，UC Berkeley社会学系龙彦老师令人期待的学术专著Authoritarian Absorption: The Transnational Remak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 Politic in China 将正式出版。该书聚焦1990年代以来跨国卫生组织在中国推动的一系列以HIV/艾滋病防治为核心的公共卫生干预，考察这些跨国干预如何塑造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并悄然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前段时间，龙彦老师接受了伯克利“社会科学矩阵”（social science matrix）平台的采访 （https://matrix.berkeley.edu/research-article/yan-long/ ），详细介绍了这本新书的主要内容：跨国组织为何在中国推动关于HIV/艾滋病防治的公共卫生干预，中国政府为何接受这些干预，以及这些干预有何效果。龙彦尤其强调，这些跨国干预虽然有效助推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两重“副作用”。

一方面，这些跨国干预强化了中国政府通过间接、弹性手段来镇压、管治社会运动的能力，增加了威权政体的韧性；另一方面，这些干预也造成了中国民间艾滋权益运动内部的分化：城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组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话语权，而农村血污染受害者群体则越来越被边缘化。追根溯源，这两重“副作用”都源自于跨国干预的方式：这些来自西方的公共卫生干预越来越“项目化”，强调可被量化的成果。而中国政府最擅长玩数字游戏，因此能从跨国组织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项目和资源。另一方面，相较于农村血污染受害者群体而言，城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组织更善于将项目投入转化为量化成果，因此越来越成为政府合作的对象和“项目游戏”的赢家。

这一系列研究发现，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悖论抽丝剥茧地展开，用完整的逻辑链条串起了多重复杂性，也让人对这本即将问世的新书更加期待——可以想见，书中的经验材料一定非常生动丰富。这种新书分享类的访谈并不好做，而本篇访谈的提问者显然事先下了不少工夫，提问很有水平。在此将这篇高质量的访谈分享给大家，并请大家下半年留意本书的出版。

2024年的首次推送，向大家推荐董一格老师新近在期刊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上发表的研究论文，题为“Red Housekeeping” in a Socialist Factory: Jiashu and Transform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Urban China (1949–1962)。这篇文章讲述了建国初期的城市女性家属们，是如何参与到多种多样的劳动中来，以及国家动员家属的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张力。读罢文章，我们能看到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内含的积累逻辑是如何与女性个体的能动性交织互动的，也能理解家属的劳动为何是中国社会主义积累体制的关键一环。

近两年前，我曾与一格和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学术工作坊上共同阅读和讨论了这篇论文早先的一个版本。那次阅读与讨论过程给我的收获，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格老师一直坚守的学术立场，就是从生产劳动与社会再生产劳动之间的模糊边界和复杂张力出发，去透视政治经济的种种变迁。这一分析路径的意义，不仅在于强调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和揭示被遮蔽的女性生命体验，而且在于反复提醒我们：如果不将再生产场域纳入分析视野，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整体历史走向。我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博士论文研究，也深刻受益于一格的这一洞见。

我个人认为这篇论文最精彩的部分，是对于“大跃进”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分析。在这一运动中，国家试图通过再生产劳动的普遍社会化（如兴办食堂、幼儿园等集体设施），将城市家属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从而动员其服务于更快速的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然而，由于国家本身几乎不向这些集体福利设施投入资源、全靠城市居民“自力更生”，导致这些设施变得收费高、服务差、工作人员薪资低。文章特别指出，与工业生产不同，再生产劳动（尤其是照护劳动）很难产生“规模效应”，以“大规模集中”的方式运营幼儿园、托儿所这样的集体设施，看似提高了劳动效率，但严重恶化了照护效果。最终，城市人民公社中的集体福利设施在其工作人员和使用者那里都招致了大规模反感和抵制。这是“大跃进”时期激进实践最终崩溃的若干导火索之一。

最后，也向大家分享作者今天说的一句让我感慨良多的话：“忽然觉得这样一篇feminist piece dedicated to xiaohong，在这样一个日子，也充满了命运的讽刺和唏嘘。”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作场所的阶级斗争常常表现为工人们通过集体行动对抗老板、争取和捍卫自身的权益。那么在此基础上，工人们是否能更进一步，踢开老板，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工作场所、经营自己的企业？对于关心工人阶级命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学者Katherine Sobering在2022年出版的《人民的酒店》一书，就生动地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在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后，不少企业破产。但这其中许多企业的工人，并不是坐视企业倒闭、老板跑路，而是联合起来接管和重开了自己的企业，通过工人集体自治的方式将企业继续经营下去。鲍恩酒店的工人成立巴乌恩合作社、接管并继续经营酒店的故事，就是阿根廷这波工人自治浪潮中的一个范例。《人民的酒店》一书基于丰富扎实的田野材料，细致描绘了鲍恩酒店工人接管企业的过程，和合作社日常运作的状态与机制。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展示了工作场所自治所带来的一系列积极成果，还在于它坦诚地揭示了工人们在尝试民主自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工人们试图去应对（或者未能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以及这些挑战如何对民主自治实践形成制约。读罢此书，我们可以感受到要构建一种持续的、健康的民主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书中的故事也启发和激励我们去思考：如何在工作场所层面的民主自治基础上，去设想和探索一种宏观经济层面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自治？
 
在即将过去的2023年，一些志愿者朋友克服了许多困难，自发协作将《人民的酒店》一书翻译成了中文，并邀请我为中文版写了一个推荐序。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艰难且令人沮丧的环境下，这样的“为爱发电”劳动可谓弥足珍贵，是为数不多能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我在此将这本书的中文版PDF作为一份新年礼物分享给本频道的读者朋友们，祝愿大家在很可能会更加压抑的2024年，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坚定感，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走下去。新年快乐。

前段时间震惊全美、在中文世界也引发不少关注的美国三巨头汽车企业工人大罢工，在11月底正式画上句号：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1201-whatsnew-international-workers-union-uaw （跃过付费墙阅读：https://labourwiki.org/theinitium/20231202-1.html ）

不少人最初关注到这场罢工，可能是因为罢工所展现的浩大声势、以及总统拜登造访罢工纠察线的新闻。但这场罢工背后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堪称当代美国劳工运动的教科书：工会内部基层民主改革运动的多年积累、罢工后期的行动策略选择、关于集体谈判协议的民主讨论和争议、以及这场罢工开启的工人组织活动新前景，都值得细细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在罢工之前的动员阶段和罢工期间，工会内的改革派基层工人团体和改革派工会领导人之间展现出既相互促进又存在张力的关系。这种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变化，对美国劳工运动意义重大。

在这场罢工刚刚开启的时候，“工人自习室”网站也发布了一篇七八年前完成的访谈。在这篇非常珍贵且动人的访谈中，曾担任南海本田工人代表的小娟极为生动细致地回顾了2010年堪称历史性的南海本田工人大罢工的历程：https://workerstudyroom.wordpress.com/2023/09/24/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 在2010年前后，中国汽车行业的工人也扮演了劳工运动“引领者”和“排头兵”的角色，带领沿海制造业的工人抗争进入波澜壮阔的高潮，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遥远得像上辈子的事一样。但不管怎样，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汽车工人之间似乎隐约传承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行动精神，在历史时空中同频共振、不断回响。

端传媒的作者“吉汉”（就是2019年那篇讲述工人在八九民运中作用的文章、以及2020年那篇讨论重庆模式的文章的作者）在消失了三年多之后，新近发表一篇长文，评述了学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2019年以来接连出版的三部文革研究专著：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231023-opinion-cultrual-revolution-research-andrew-walder-reflections

本文对魏昂德这一系列文革研究所提供的历史叙事、分析视角、研究发现梳理得比较系统，并进一步在理解文革的范式层面给出了几点拓展性的思考，也包括对魏昂德研究范式的批评。文章最后认为，文革初期的群众造反运动确有可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运动，但这一可能性在1967年初被中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以“革命”的名义阻断了。这个具有争议性的结论，也为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打开了许多空间。推荐对文革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细读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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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工谈”播客录制了一期节目，回顾去年11-12月加州大学系统学术工人大罢工的历程和其中的曲折环节：https://spotify.link/6Fjta4lERDb 感谢“打工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分享我自己作为工人在工作场所参与和组织抗争的经历，并尝试对工人组织工作和集体行动的实践做一些个人化的反思。

高等教育行业的工人行动有其特殊性，但其中折射出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各个行业、各个语境下的工人组织工作都要面对的。特别是，“有效的沟通、持续的动员、民主的参与”，这对工人组织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又是特别难做到的。

同样彰显这个困境的一个例子，是去年在美国纽约Staten Island的亚马逊仓储中心组建的独立工会Amazon Labor Union（ALU）。ALU在成立之后一直未能获得资方的承认，工会内部对于后续行动策略产生分歧。以Chris Smalls为代表的工会领导层被一些基层工人认为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https://labornotes.org/2023/07/reform-caucus-rises-sues-elections-amazon-labor-union ）。不过说到底，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彰显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工人组织内部民主的实现制造了多么大的结构性障碍。而如何突破这些障碍，则要靠有志者们在未来共同探索、实践。

一位本频道的热心读者在这个对开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制作了单开本，以下是ta的说明：“在阅读此书时，我发觉对开本的文档在便携电子设备上阅读时略有不便。此外，文档中还有若干页面重复出现了。因此，我制作了一份单开本的文档，删除了重复的页面，并且制作了 PDF 书签目录。希望我的工作能方便此书的其他读者。” 请点击此处阅读与下载单开本：https://onedrive.live.com/?authkey=%21AFnCRPgc6H8vvWc&id=603C07CD4C5548EF%2171729&cid=603C07CD4C5548EF&parId=root&parQt=sharedby&o=OneUp 感谢这位读者，也希望大家能在这样的labor of love中感受到更多的团结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