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首次推送，向大家推荐董一格老师新近在期刊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上发表的研究论文，题为“Red Housekeeping” in a Socialist Factory: Jiashu and Transform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Urban China (1949–1962)。这篇文章讲述了建国初期的城市女性家属们，是如何参与到多种多样的劳动中来，以及国家动员家属的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张力。读罢文章，我们能看到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内含的积累逻辑是如何与女性个体的能动性交织互动的，也能理解家属的劳动为何是中国社会主义积累体制的关键一环。

近两年前，我曾与一格和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学术工作坊上共同阅读和讨论了这篇论文早先的一个版本。那次阅读与讨论过程给我的收获，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格老师一直坚守的学术立场，就是从生产劳动与社会再生产劳动之间的模糊边界和复杂张力出发，去透视政治经济的种种变迁。这一分析路径的意义，不仅在于强调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和揭示被遮蔽的女性生命体验，而且在于反复提醒我们：如果不将再生产场域纳入分析视野，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整体历史走向。我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博士论文研究，也深刻受益于一格的这一洞见。

我个人认为这篇论文最精彩的部分，是对于“大跃进”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分析。在这一运动中，国家试图通过再生产劳动的普遍社会化（如兴办食堂、幼儿园等集体设施），将城市家属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从而动员其服务于更快速的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然而，由于国家本身几乎不向这些集体福利设施投入资源、全靠城市居民“自力更生”，导致这些设施变得收费高、服务差、工作人员薪资低。文章特别指出，与工业生产不同，再生产劳动（尤其是照护劳动）很难产生“规模效应”，以“大规模集中”的方式运营幼儿园、托儿所这样的集体设施，看似提高了劳动效率，但严重恶化了照护效果。最终，城市人民公社中的集体福利设施在其工作人员和使用者那里都招致了大规模反感和抵制。这是“大跃进”时期激进实践最终崩溃的若干导火索之一。

最后，也向大家分享作者今天说的一句让我感慨良多的话：“忽然觉得这样一篇feminist piece dedicated to xiaohong，在这样一个日子，也充满了命运的讽刺和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