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烟花这个事，可能是过去十年里，普通中国人第一次较大规模地，以直面人大决策的形式，参与政治。

与疫情「乙类甲管」基于行政命令不同，禁放烟花有《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更坚实的法律基础，是全国、地方人大表决通过的。这种情况下去放野炮，是真正的法外狂徒，一种直面人大的「抗议」。

所以也别说中国人没有政治神经，政府在疫情管控上似乎退了一步，争取民权的步子马上就追上去，要求放炮了。

比较讽刺的是，十年前，中国最后一个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的公共政治议题，是「雾霾」。这个话题酝酿数年，最后在 2013 年初，被柴静的《穹顶之下》纪录片带入全国公众视野，带向高潮。但纪录片很快遭到封杀，也开启了中国人面对政治议题「失语」的十年。

十年后，这里的矛盾不只是放烟花会产生雾霾，与当年呼吁治理雾霾的声音背道而驰。更在于，当年举旗争取民权的，是柴静这样的媒体人，aka 公共知识分子。现在这群人早已集体失声，争取权利的主体，传播方式都开始呈现出下沉趋势，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民粹陷阱。

过去一个月，中国人刚刚经历了一波全民 Covid 感染，呼吸系统正处于一个受损、较脆弱的状态，叠加上大气污染，或许会带来更严重的次生伤害。

这个问题原本和疫情一样，需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理性评估，做出应对。但现在，混乱是时代主旋律。没有 Paxlovid、没有 mRNA 疫苗，甚至连抗原试剂和布洛芬都缺的中国人，将在充满二氧化硫味道的空气中，死去，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