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卖救命血，血荒催生的地下黑市中国“血荒”已久。凤凰网联系到各地医生和血站工作人员，多位受访者表示，疫情之后，无偿献血者明显减少，血库告急成了常态。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2024年献血人次较上年下降约7%，为近年来最大单年跌幅。
这构成一个荒诞的现实闭环：当官方的无偿献血体系面临严重失血，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正用最原始的市场交易，缝补着这个庞大医疗系统的裂缝。
凤凰网辗转接触了4位买卖血液的中介，在地下市场，他们被称为“血牛”，也就是倒卖血液的黄牛。他们有的曾是养猪场工人、汽车配件厂职员，失业以后，通过兼职群或熟人介绍，进入了这个灰色地带。
刘星星是刚入行一个月的“新手”。最近一次失业后，他在兼职群里看到有人发互助献血有补贴的消息，想去试试。按照对方指引，他到附近血站献了400ml全血，拿到了900元报酬，领到了献血证。
走出血站，他看到跟他交易的血牛在和其他客户聊天，便上前攀谈。对方见他颇有“兴趣”，就委托他把自己的献血证送去医院。从病人家属那里，他听说，这个证转手卖了1200元，瞬间溢价300元。“这生意可以做。”刘星星想。
之后，他和这个老血牛成了固定的合作伙伴。两人三七分成，谁拉来了需要献血证的客户，谁就拿七成。老血牛告诉他，身边有朋友靠这个一年赚了30万。
刘星星的日常变成了两件事：在网上的备血求助贴下留言“爱心互助”，以及到血站附近像上班一样蹲点。他从早上8点半待到下午4点，看到神色着急的人就上前搭讪。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一两个“客户”。
在这个隐秘的链条里，像刘星星一样，既做中介、又出售自己血液的底层血牛，并不算少。在北方一家三级血液病专科医院的输血科，凤凰网又碰到了血牛王辰。他身形壮硕、皮肤黝黑、穿着人字拖。
攀谈之中，王辰告诉凤凰网，自己原本是一家汽车配件厂的工人，去年遇到裁员，没钱交房租，才想着来卖血小板。
按照规定，单采血小板每半个月可以献一次血，王辰每次能拿到900元，一个月就有1800元的收入。从入行至今，他已经卖了十几次血小板。他向凤凰网伸出手臂，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针孔痕迹。
由于长期卖血小板，他偶尔会头晕。他说献血并不轻松，他用手比了比：400ml的血，差不多能装满一瓶两块钱的娃哈哈矿泉水。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个低门槛的行情越来越“卷”，收入也大不如前。只靠倒卖献血证，刘星星挣的钱比王辰还少。5月以来，刘星星只挣了一千块钱。客户主要是老血牛介绍来的，靠他自己，只找来了两个。他听同行抱怨，一张献血证的价格，去年能卖到2500块以上，今年跌到了1500元以下。
在血液买卖的市场里，还活跃着一些连中介都算不上的纯粹“血包”。在血牛们经常发布线上兼职的那些公众号里，有偿献血被包装成“献爱心志愿者兼职”，献血是“献雪”，“钱”则用“米”替代。24岁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小杰，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再次走进血站的。
小杰第一次献血是在读大学时。2021年暑假，他奶奶走路摔倒需要手术，医院要求家属先去献血。小杰从安徽乡下赶到合肥，在附近血站献了300ml全血，上交献血证的当天，奶奶就用上血了。那是一次纯粹的亲情互助。
但今年5月的第二次献血，性质却变得暧昧不清。起初，面对以患者家属身份自称的凤凰网，小杰坦承自己是“有偿”献血；但当凤凰网表明媒体身份，他立刻改口，称这次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叔叔”有用血需求，自己是去帮忙，事后拿到的500元只是“朋友给的红包”。
小杰并不觉得献血是多大事，“跟输液差不多，手麻几分钟就好了”。他坦言，这笔钱多少缓解了眼下的经济压力。他本科学会计，2024年毕业后跟家人做了一段时间生意，今年年初为了爱情来到南方城市，却陷入求职困境。
“找不到工作就去当保安。”他在社交平台上调侃。现实是，他所在的城市很多岗位底薪只有三四千，而他和女朋友的房租每月就要2000元。成为“血包”，至少让他有了一点点异地生活的底气。
在这场穷人抽穷人血的互害游戏里，极度内卷和底线的滑落，变得顺理成章。刘星星告诉凤凰网，血站附近全是同行，大多平头模样，背着挎包，以便收支现金。有了单子以后，刘星星要全程陪同找来的献血者去献血站献血，直至把献血证拿到手里，“怕被同行挖走”。
他听说，有同行甚至为此动起手来。不过，被打了大家也不会报警，“都知道自己干的是犯法的生意”。也因此，老黄牛才愿意和他合伙，“一个人容易挨欺负”。
但就在几天前，刘星星发现老血牛的电话打不通了。同行告诉他，那人已经被捕了。没了客源不挣钱，“风险还大”，刘星星说，据他了解，血牛之间是不会有微信群的，而他和老血牛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是每天一删，手机里甚至不会存下对方的手机号码——避免一人被捕后，警方通过手机顺藤摸瓜出其他人。刘星星也在考虑换个行业，只是，他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枯竭的血库，使得盘踞在医院之外的大血头和医疗体系之间，形成了隐秘又无奈的“共谋”。多个消息源证实，面对即将重大手术的病人，在北方某超大城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会主动向家属提供血牛的电话。这里，一张400ml的献血证的市场价大概在1200元，和血牛讲价的话，1000元也能拿到。
在这个地下黑市里，大血头和医院相关人员之间的“合作”，也许有利益输送的可能——2017年曾有新闻曝光医院女护工组织卖血获刑，但绝大部分一线临床医生冒着风险给血牛电话，只是出于无奈。但在血库告急的当下，医生们无奈的善举，某种意义上反而推动了血液地下黑市的勃兴。
2026年4月中旬，公安机关和媒体公布了一起横跨上海、江苏的非法“血贩链条”大案，犯罪手法和当下如刘星星在内的血牛们如出一辙：在网络平台以“兼职”“爱心公益”之名招募献血者，再把献血证层层加价，倒卖给需要用血的病人。但一个毛骨悚然的犯罪细节是：为了获取更多献血证，血头们甚至教唆不符合献血条件的人，服药后继续献血。
卖血者所服药物早在十多年前便见诸报端：常见的是硫酸亚铁片和复方肝浸膏片，通过补铁补血，在极短时间内，拉高血液里的血红蛋白指标；大量喝盐水也能凑够体重，扩充血容量。王辰也对凤凰网提到，如果献血者有高血压，可以提前一天吃降压药，让指标符合标准。
在这个行业，血头因非法组织卖血罪被捕是家常便饭。王辰称，他所依附的大血头，就在凤凰网到访前四天被抓了。但供需的巨大缺口仍在，血头们仍在长江后浪推前浪。
李赤是一位无偿献血者，山西侯马人，今年53岁。他第一次上新闻，是在2024年8月。当时，他朋友的母亲出了车祸，在太原住院，急需用血。他便到侯马血站志愿者群发了条求助消息，结果几分钟后，这位累计献血24次的献血金奖获得者，被血站大夫踢出了群聊。“所以我从不献血，”当时有网友评论道，“太寒心了。”
李赤的朋友最后带了3个人去太原献血，但只有1个人符合献血条件，剩下800ml的血，是花数千元从黑市购买的。讲到这里，李赤有些哽咽。
2025年6月，李赤的经历再次在网上发酵，引发了大量消极评论。这让他感到，网友愤怒的背后有更复杂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合法的事，”谈到朋友后来走投无路买血时，李赤说，“但曝光出来，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用血？”
李赤感到矛盾，他明白血牛买卖血液是非法行为，但却又是他们游走于边缘地带，以黑色交易满足了老百姓的刚需。在手术的极端压迫感下，走投无路的家属只能向大血头妥协买证。一些血牛也因此有了“互助献血”的滤镜，一位自称为志愿者的人士提到，自己经常无偿为家属找普通献血者，实在找不到时，她也会向家属推荐靠谱血牛——只要这个人拿钱后真的办事，而不是骗完家属的押金后就拉黑。
中国的无偿献血制度确立于1998年。当年颁布的《献血法》只规定了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可“免费用血”，有关“优先用血”的承诺则是此后各省市为了鼓励市民献血，出台的激励性政策。但在血液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优先用血”的承诺渐渐成了空头支票。
在深圳某血站从事血液工作十七年的王丽说，优先用血的前提是“池子里的血是够的”。在血库告急的情况下，血站只能优先保急救用血，可以择期手术的患者的用血需求只能排在急救后面。
凤凰网联系到各地医生和血站工作人员，多位受访者都表示，疫情之后，无偿献血者明显减少，血库告急成了常态。
供给在不断收缩，需求却从未减轻，缺口甚至越来越大。王丽说，医疗技术进步让越来越多以前救不了的病人得以救治，老龄化带来更多用血需求，医保联网和交通发达又让全国患者向大城市集中。“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它的用血量靠自己城市的市民献血是远远满足不了的。”这构成了“血荒”的结构性根源。
当血站发出“库存紧张”的信号，压力便直接传导给了临床医生。重庆一家县级妇幼保健院的妇科医生陈娟告诉凤凰网，疫情之前用血相对宽松，但近两年，只有急救用血不受限制，治疗用血基本都要患者家属先去献血，血站才会发血。陈娟也觉得，在大多数患者用血都得“一换一”的情况下，优先用血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山西侯马的李赤已经不能再献血了。他的身体在2021年出了问题，此后虽然又献过两次，但血站最终还是告诉他，不能再献了。他有些遗憾，当初想在50岁之前里程碑式地献够1万毫升，结果没有做到。
但他仍有心结，希望无偿献血这件事，可以被全社会每个人积极执行起来。“都不献的话，你拿着钱也买不到血，”他说，“到时候受害的还是咱自己。”
https://mp.weixin.qq.com/s/zkottvX2xm1NiMHJSUCahQ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