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察

【六四天安门大屠杀】

这是三十三年前，抗议的学生、工人、和市民被屠杀之后的照片。（图1）

一天后，1989年6月5日，一名双手持购物袋、穿著白色衬衫与黑色裤子的男子，主动挡在了坦克队伍的行进路线上。（图2，图3） source

【六四死难者部分名单】

萧波，男，27，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萧16岁即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6.3.夜，萧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被子弹击中前胸，送复兴医院抢救无效身亡。6月3日是萧波的生日。萧遇难时留下一对孪生子，刚出生才70天﹐其中一子出生时即患有脑瘫。

谢京锁，男，21，6.4.凌晨﹐在西单六部口，先被棍棒打伤﹐下身被打烂﹐后又左胸中弹﹐送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

女，不详，101路售票员，6.4.凌晨5时许﹐陈尸于东郊红庙十字路口北。

孙彦昌，男，24，建筑筑炉公司司机，6.3.夜，孙离家去找弟弟﹐在东郊红庙110车站总站广场南面，被戒严部队枪弹击中颈椎第四节神经中枢﹐当时由朝阳医院救治﹐半年后医治无效身亡。

宋晓明，男，32 ，航天部二院283厂技术工人，6.3.夜﹐宋走在五棵松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人行道上﹐由南边来的军车向喊口号的民众射击﹐子弹穿透宋的大腿根部动脉﹐送301医院﹐持枪的军人命令大夫不准抢救﹐不准输血﹐终因流血过多于6.4凌晨死亡。宋的母亲在儿子遇难后不久因肾衰竭去世。

熊志明，男，20 ，江西金溪县农村人，6.3.晚，熊当时与班上一女同学躲进胡同口﹐女同学先遭枪杀﹐熊上前救援也遭枪杀﹐熊的遗体由其同学从熊所穿衣服辨认，由学校领回。

任建民，男，河北省定州陈庄子村农民，任去内蒙看望刚分娩的妻子(任妻为内蒙人)，于6月4日返回河北途经北京时遇戒严部队开枪，腹部中弹﹐肠子流出﹐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医院判断已无法救治﹐移置于太平间。后发现任还活着﹐遂通知其家属﹐任家属因无钱留院治疗﹐由其姐夫带回河北家里。回家后仍无钱治疗，简单处理后在家养伤，后流出的肠子腐烂。任不堪痛苦于农历中秋节后第二天上吊自杀。

李振英，男，45，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厂技工，6.3.晚﹐去301医院给孩子取药﹐约10点多﹐有人见到李站在301医院北门门卫旁边﹐此时戒严部队从西边扫射过来﹐忽然门卫向前倾倒(有人说中弹倒下)﹐李正欲去扶﹐自己前胸中弹﹐子弹从右后胸穿出﹐伤及心脏﹐送301医院抢救无效﹐于一小时后死亡。

雷广泰，男，33 ，北京怀柔县庙城乡西台上村农民、大队汽车队司机。6月，汽车队承担北京建国门海关大楼的运土方工程，3日晚10点多﹐雷与另二位司机去天安门观看民主女神像﹐约11点多﹐三人走到南池子旁，蹲在红墙下吸烟﹐正遇上戒严部队从东长安街一路扫射过来﹐三人刚站起身﹐雷即中弹倒下。当时中弹的人很多，雷中弹后随即由市民用三轮车拉走，其他二人被冲散，从此再也没有找到雷的下落。

苏欣，女，29，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职员。6.3.晚，苏从阜外大街母亲家回自己家里，夜间不放心母亲一人在家，又返回阜外大街，路经南礼士路南口被阻，4日凌晨戒严部队用冲锋枪扫射路边人群，同时有五人中弹倒地，苏欣胸部中弹，送儿童医院，又转人民医院，不治身亡。苏为独生女。

韦武民，女，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83级学生。89学运时曾参加过天安门绝食运动，6.4镇压后迎着火车头走去，撞车自杀。

邹冰，女，北京广播学院88级学生。邹因参加89民运受审查﹐过不了关﹐于89年9月中旬由学校塔楼13层跳楼自杀。死后校方诬邹有神经病﹐事实上邹并无神经病﹐死前几天曾给父母寄过遗书﹐说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死前10分钟还给宿舍打过几壶水。

李萌，女，32，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助研。6.4.其夫中炸子受重伤﹐从尸体堆里找到﹐幸免于死。李精神受强刺激﹐导致失常﹐90年底走失﹐寻找多年杳无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公安部门已签发死亡通告﹐吊销户口。 source

1989年6月4日，中国政府屠杀了至少上千名学生、工人和市民。官方宣称的死亡人数为241人。如今，因为政府的管控，中国境内很难搜索到任何与六四大屠杀相关的信息。很多年轻人对这场屠杀一无所知。四年前，18万人曾在香港纪念六四30周年。现在，在香港国安法下，谈论六四可能会面临1年刑期，纪念六四可能会面临5年刑期。如果有可能的话，请花几分钟为六四死难者默哀。请不要忘记当年的抗议者。

相关历史：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在追思的过程中，北京工人与学生提出与新闻自由、民主制度、官员贪污相关的诉求，并与北京市民一起开始了一系列的聚会与抗议活动。6月3日晚间，军队决定镇压抗议，并对民众展开了无差别的屠杀。 source

有些人会说，“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是无可救药的懒汉”或者“那些被警察杀死的人都是很暴力很危险的人”。

说实话，我理解这种想法的来源。这些人可能是因为想到一旦资本家和当权者认定自己没有用了，自己就会被扔到街边自生自灭而感到恐惧。这些人也可能是因为想到警察可以随便杀人而不受约束，自己可能随时成为受害者而感到恐惧。

然后这些人尝试让自己相信，“只要我努力工作，只要我遵守所谓的规矩，我一定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也许这是这些人从小被教导的“道理”。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让这些人不再那么害怕。我理解。

但我们不能永远沉浸在幻想之中。只要去认真看看那些陷入贫困的人和那些遭到警察暴力对待的人，我们就会认识到，一个意外一个差池，我们自己也会被社会认定为“无可救药的懒汉”或者“很危险的人”，从而成为系统性的暴力的受害者。拒绝关注这些问题只会让受害者越来越多，让我们每个人都更难获得安稳的生活。 source

我曾经无家可归，非常贫困。而在那段时间里，有一次我决定花25刀在一间家居连锁店买下了几支打折的大香薰蜡烛。很多人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对我的举动大为光火。Ta们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在生活一团乱麻，连饭也吃不起、房子也租不起的时候花这个钱。

买下那几支蜡烛之后，无论我晚上睡在哪里，我都会把它们放在我的床边。我起床的时候会把这几支蜡烛收起来，我白天去哪里，我就会把这几支蜡烛放在哪里。那是有三根蜡芯的很大的蜡烛。有一段时间，我会把其中一支蜡烛放在我随身包里。这些蜡烛，从来没有点过，但我会经常把它们的包装打开，闻闻它们的气味。

我能从无家可归的绝境走出来，过上我现在的生活，这几支蜡烛功不可没。无家可归的时候，我不得不为了微薄的薪水，每天勤勤恳恳工作15小时以上。我还得不断和各种公益组织联系，尝试寻求帮助，摆脱绝境。买蜡烛的时候，这种日子我过了已经整整一年。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支撑不下去了，我总是疲惫到全身颤抖的地步。那时候我买下的三根蜡烛，就是你们这些人口中的“中产阶级的蜡烛”，给了我很多安慰。它们代表着我的目标 —— 终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住处，终有一天我会走出绝境，终有一天我会用这三根蜡烛来装点我的家。

后来我们搬进了一所公寓，我们的经济条件也慢慢走向了稳定。搬进公寓后，我每天都会点这些蜡烛，来香薰房间。当香薰蜡烛点完之后，我洗干净了它们的包装，在包装上贴上小标签，然后它们用来存放我的小东西。这正是我一直计划着的 —— 用香薰蜡烛的包装做成一套可爱的整理盒。

所以，每当我听说哪个非常贫困的人决定给自己买一点好的东西 —— 也许是一杯星巴克咖啡，也许是一个小饰品，也许是一张电子游戏的光碟，我绝不会因此对Ta们指指点点。我理解Ta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理解，在绝望当中，你必须要有一些支持你继续走下去的东西，否则你会疯掉的。我理解，在绝望中，你必须要怀揣那么一点点快乐，一点点希望，和一点点前进的动力。

评论：我外公曾经和我说过，如果你身上只有20克朗了，那你应该花10克朗买你的生活必需品，然后另外10克朗，你应该去买一支鲜花。因为你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评论：我们要面包。我们也要玫瑰。 source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有违我的信仰。” —— 这是信仰自由。

“你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有违我的信仰。” —— 这不是什么信仰自由。 source

在还未成年的时候，我曾经尝试过逃离家庭，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获得任何社会救济，只能在走投无路之后再次回到虐待我们的父母的身边。因此当看到有人故意曲解“儿童解放”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真的很生气。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能允许曾经的我离开家庭获得庇护、为我自己和我弟弟的安全争取保障的社会，而这，就是“儿童解放”。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遭到忽视的孩子们有权为自己争取必要的医疗服务。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孩子们能接受到“如何为自己争取权利”的相关教育，学会如何为自己发声，有效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愿。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所有人都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孩子，尊重孩子的身体自主权，保障孩子不被剥削和虐待的权利；家长无权强迫孩子接受不必要的医疗干预（如强迫间性人孩子接受“性别矫正”），也无权禁止孩子接受医疗服务；同时，家长无权以“在家教学”为名隔离或监控孩子。所有从家长手中夺回的权利，必须回归孩子本人，而不是交由任何其它人代为行使。
“儿童解放”不仅仅是确保孩子接受平等的对待，保障孩子的自主权，避免可能发生的虐待，而且要求所有人共同构建一个能让受到虐待的孩子能逃离虐待，并在当地社区就能获得庇护的社会。

那些说什么“儿童解放”就是允许恋童癖接近孩子的人，不仅是在明目张胆恶意歪曲胡说，而且有意忽略了“在家中受虐无法逃离的孩子是性侵加害者最常选择的受害者”和“家人/能随意来往家里的亲友和服务人员是最常见的性侵加害者”的统计数据。禁止孩子在家庭关系之外寻求帮助，正是孩子遭受性侵害的主要原因；为孩子提供家庭之外的支援体系，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避免遭受侵害。
同时，想要避免孩子遭到性侵害，全面完整的性教育必不可少。实际上，正是因为没有人教过我分辨何种情形属于性侵害，让我多次成为了性侵害的受害者。在我成长的环境里，我耳濡目染的观念就是“和一个男人谈恋爱意味着他可以随意使用我的身体”，我甚至曾经对这种观念深信不疑。而我的父母对性教育一窍不通，只会买来性教育相关的书籍，让我们自己阅读而不提供任何指导。

“儿童解放”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所有遭受虐待的孩子以及经历过童年虐待的幸存者，都共同抱有一个梦想 —— 努力构建一个更美好的、能保护好曾经的自己的世界。任何试图抹黑“儿童解放”的理念、把它曲解成“邪恶的恋童运动”的人，本质上是在践踏我们这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美好愿景，这一点极度令我不齿。

“儿童解放”刻不容缓。 source

=== 直面关于“家长权利运动”的四个谎言 ===

* 什么是“家长权利”运动？
在加拿大各地，一些团体正以“家长权利”为名瞄准性少数学生，践踏性少数学生在学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推动危及学生安全的政策，例如：
强制披露 - 强制学校在学生更改昵称或人称代词时告知家长。
限制使用 - 限制学生使用包容性洗手间和更衣室。
课程禁令 - 禁止或限制与性少数相关的教材或课程内容。

* 谎言一：“家长应该完全掌控孩子的生活”
孩子不是财产。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从没有提到“家长权利”几个字，它保障的是所有人的权利，包括儿童。
虽然《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赋予了每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自由，但并不允许家长以此为由限制孩子的言论和表达自由。
1993年，加拿大法院裁定，在所有涉及孩子的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孩子的最佳利益”。
在决定什么是“孩子的最佳利益”时，加拿大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承认：
儿童有权接受教育并形成自己的观点。
儿童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儿童有权参与关于自己的权利的讨论。
2017年，“性别认同和表达”被正式纳入《加拿大权利法案》，成为“权利”的一部分。

* 谎言二：“性别只有两种”
跨越不同文化和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两种以上的性别。
加拿大许多原住民文化都有包含第三种性别的传统，世界上许多其他文化也承认并推崇那些不属于二元性别定义的人群。

* 谎言三：“学校正在对我们的孩子进行洗脑”
“洗脑”是指不加批判地灌输一套特定的信念。
关于性少数历史和身份信息的课程，是基于经过核实的史实和科学研究。
有关性别认同的包容性信息能鼓励批判性思维，而“家长权利”运动则试图限制相关信息的获取，反而是在阻碍批判性思维。
宣称“学校在洗脑”不仅毫无根据，而且具有诽谤性，目的是制造恐惧。

* 谎言四：“我们只是在保护我们的孩子”
那些发表恐同或恐跨的言论的人，常常会用“保护孩子”作为自己言行的借口，并将性少数群体刻画为一个危险的群体。
比如“恋童癖”等词汇经常被用来无端指控性少数，造成性少数都是“和我们不同的很危险的人”的假象，从而合理化针对性少数社群的压迫。类似的“他者化”的过程常常被用来促成并合理化各种暴行。
法院正逐渐意识到这些诋毁性言论所造成的伤害。2025年，安大略省某法院裁定一名男子因在脸书发帖称两名变装皇后为“恋童癖”，需支付38万加元赔偿金。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