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假装一切正常”的演戏会一直延续到集中营里甚至是出狱后。前文里提到自己被拘留了两年并安慰我的朋友，称为S吧，出来后继续学校生活。“什么都没变，人都还是那些人，只是大家都长了两岁”。所有人默契地没有提问他这两年去了哪里，是毫无意义、没人在意的白白失去了两年的人生，而他还算是极其幸运的、只羁押了两年的少数人。

S的父亲是处级干部（即使如此也逃不过，更不用说更一般的普通人），父母找了很多关系才知道他的具体关押点，但依然无法知道具体刑期。狱警一会对他说，快了快了，让S燃起一些希望；过几天又说，可能要等个三五年吧。不少关押者在这样的精神折磨中崩溃。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在规定的“探视”期还是会把他拉去洗漱换衣服，化妆，在专门布置的一个“会议室”里对着视频对面的父母说，我在这里好好学习，条件很好——镜头外站着荷枪实弹的狱警。

在维语里会隐约提起这样的人：yoq，没了。共同的维吾尔友人里有些已经把那位已失踪的朋友删了，只能假装他不曾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当一个人被抓进了集中营，他的手机一切记录都会被审查，谁也不知道那只叫“连坐”的靴子什么时候落下。或许某个维吾尔人曾经对他说了句：“给你分享我在Instagram上看到的一只猫猫！”这就是下一个被消失的人的罪证。

所以，大家都默契地闭上了嘴。“我们维吾尔人为了活下去，都练出了失明的本领。”连彼此安慰都做不到，因为有个名字已经成了禁忌，每个个体都是悲伤的孤岛。我也很想身处一个安全的地方，举着有他全名和照片的牌子提问：“中国政府，请告诉我xxxx在那里？”但是我不能，所以我只能写下：我有一个维吾尔朋友……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