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个人长期对国家繁荣底层原因的研究与观察中，感觉有两个因素最具决定性：一个是体制，另一个是文明。
前者许多人已经谈得很多，这里不必展开。后者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起点相近的情况下，往往更能解释长期分化。
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十多个加盟共和国绝大部分都完成了民主化转型。
三十多年过去，按人均GDP等经济衡量，最富裕的三个国家始终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
其中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历史上都属于新教路德宗文明圈。立陶宛虽以天主教为主，但同属西欧基督教文明传统。
垫底的则高度集中在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它们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独立后的起始条件并不算最差，却长期难以形成持续的创新、信任与资本积累。土库曼斯坦因天然气而数字稍好，但整体仍远落后于波罗的海国家。
苏联解体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自然实验，同一套旧体制崩溃后，不同文明底色的社会，在三十多年里把差距拉开到数倍甚至十几倍。这提醒我们，讨论繁荣时，只盯着政策与制度，而忽略文明底层，恐怕只看到了半幅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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