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郑智化控诉深圳机场无障碍设施与配套服务的缺位，到近期兰州铁路局针对建议列车售卖卫生巾的女乘客发布失实声明，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议题：公共空间，到底属于谁？

那些指责郑智化“夸大其词、浪费公共资源”的人，那些激烈反对铁路列车售卖卫生巾的男性，论调背后都藏着同一个心照不宣的预设：公共空间只属于“标准的人”，而这个所谓的“标准”，往往指向的是健全的顺性别异性恋成年男性。

于是，当不符合这套默认“标准”的人——女性、身心障碍者、老人与儿童、性少数群体等等——向公共空间提出合理诉求时，ta们的需求往往被污名化为“巨婴”，好像ta们切实存在的困难诉求，甚至不应该被作为公共议题讨论。郑智化事件的评论区里，对我来说最刺眼的一条留言是：“我们凭什么要让残疾人享受特权！”；而对铁路列车售卖卫生巾大为破防的男性最常挂在嘴边的谬论是：“今天敢要求卖卫生巾，明天是不是就要避孕套，后天是不是还要在高铁上设产房？”

这些看似荒诞的反对声，背后藏着同一句没说出口的潜台词：公共空间只属于“标准的人”，他们手握定义“谁有资格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力，而“非标准者”就该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在他们看来，“非标准者”要求公共空间容纳多元的需求就是对自己固有权力的直接侵夺，这种被“夺走”什么的错觉，大约才是他们愤怒的根源。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那些专为“非标准者”设立的公共空间，总容易遭遇骚扰与恶意破坏，因为连“标准者不可入内”的边界本身，在他们眼里都成了一种不可容忍的冒犯。

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公共空间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能容纳不同的声音、承托不一样的人生。文明不是用单一的标尺筛选谁有资格站在阳光下，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毫无负担、有尊严地行走在公共空间里，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句：这个世界，也有我的一份。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