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案例，一个在贵州，一个在辽宁，地理上相隔千里，但是决策逻辑却如出一辙。都是地方主政者为了“城市形象”或者“政绩”，绕过论证和集体决策，将产业园区和新城开发变成了个人意志的产物，最终留下一堆烂尾工程和沉重债务。